皮革行，曾经是长治回民赖以养家糊口的一条船，有讲不完的故事，遇过暗礁风浪，也有过曾经的辉煌。人们都挤在这条船上，掉下去就意味着饥饿与死亡。回民皮革行繁盛时，长治回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参与此行。而如今改革开放，回民的生活不再依靠这条船，好日子蒸蒸日上，正在全力以赴奔小康。
结缘皮革行
长治回族在长治生活已经有六百多年了，自清代至民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部分人靠皮毛行业维持生活。长治回族经营皮革行到底有多少年了？营口街通顺和（大作坊）马倓大爷写的《长治回民和他们所经营的皮毛业》，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北营程裕老先生的《长治回民的皮毛业》，以及山西省伊斯兰教协会原会长赵伟聘的《长治回民古今谈》等书一致认为：“……由南京过来以后，居住在城内西南地区。程姓是以制作便帽为主，马姓是以制作扇面为生。因为这两种行道受季节影响，夏天行销官帽、便帽不快，冬季扇面出售滞销，都不能维持生活。因此，程、马二姓转业于皮毛生意（包括收皮、熟皮、宰羊等），间或做些应时的扇子和便帽……皮毛生意终于成为长治回民的主要职业了。”
从此，长治回民的命运和皮毛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重新有了保障，经济也随之增长繁荣起来。至今在回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宁舍爹和娘，不舍臭皮行。”
皮毛业得以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是操作容易、设备简单。熟制羊皮有通、洗、铲、裁、缝五道大工序，全是手工操作，与有没有文化没大关系，只要肯卖力就行，短时间就可学会。当然学一个全把式还是需要时间的，但学习制作皮革的特点是边学习边生产，没有皮毛业书籍，没有学校，全凭经验。所以，大多都是从实践中掌握技术进行生产的。设备方面，只要有两间空民房做场地，两口水缸、一面木案、几把刀铲等一些简单工具，便可进行作业。长治回民起初都是一家一户，因陋就简，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从事皮革生产还有一个特点是全家男女老少均可参加，男壮劳力通皮、铲皮、裁皮，妇女缝货，老人小孩打杂，调动了全家的积极性。这也是皮毛业能够顺利发展几百年的有利条件。
熟皮工艺繁且重
长治回民把皮革的制作过程叫做“熟”，就是把牲畜产品的皮张经过清洗、鞣制加工成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或生产中使用的皮革。一般是指用牛、羊等家畜的皮经过手工加工后的成品皮，皮革类结实耐用，衣服类御寒保暖。
皮革业分白皮行和黑皮行。白皮行季节性很强，冬季要注意把本地的皮张买进，春天再从甘肃、陕西购来一定数量的西路皮张，数量多少按照各自的资本情况来定。西皮和本地羊皮掺杂使用，比例是二比一。白皮行以白羊皮做原料，熟好以后制作皮大衣和皮马甲（俗称马褂）。皮衣主要销往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马褂主要销往汉口市场，也有零售商大量趸走销往四川、云南等高寒地区；黑皮行利用大牲口像骡马、牛、驴皮为原料，加工车马辕具、牲口垫脖、缰绳、皮鞭等等，还有个别工人会加工乐器琴弦。琴弦因为物美价廉，除供应本地戏剧部门使用，还远销京津地区乐行。
长治回族最后的皮货工人陈金全和他缝制的全狗皮褥子
“熟皮”，各家作坊根据家传手艺的不同而略有不同。
一般把没有经过处理的皮张叫生皮，也叫通皮。通皮分为白皮和黑皮。白皮指绵羊皮、山羊皮、兔子皮等可以利用的家畜皮；黑皮指牛、马、驴等大点的动物皮。
生皮在制革的鞣制前须经过抖灰、梳毛、清洗、下缸等一系列准备工序，叫洗皮。首先，把收来的皮张用小棍敲打，除尽灰尘与杂物；然后，用笊子（念“招的”）梳理表面的毛，用贴铲刮尽背面残留的肉渣；再把整理干净的皮张放入加了皮硝的大缸里浸泡五至六天。这项工作一般在春夏交接时进行。
把浸泡后的皮张捞出来铺平，用大铲子把残留的肉渣刮尽，这叫铲皮。铲皮后再次放入大缸里加适量的皮硝和小米粉面浸泡二十天左右。这期间，每天早晚要“抖缸”一次，就是提起泡软的皮张翻腾几遍，以便使皮张各部分浸泡的程度一致。白皮与黑皮因皮质不同，浸泡的时间及处理的工艺也不同。白皮是放入加了皮硝和米面粉的缸里浸泡，而黑皮是放进加了石灰的缸里浸泡。
把已经熟好的白皮经过铲皮（刮渣）、洗净、在日光下晒干，然后再喷湿用小钉固定到大木板上撑开涨平，取下晒干再加湿抹上粉子再上板。这次晒干后取下，一张白皮就算制作成功了。然后可以根据皮子的大小、花色、毛长、厚薄等因素配皮。这就要根据设计需要而裁皮。老羊皮制作大衣，二毛皮制作小干衣，裁下来的边角料做马甲手套等。皮革工人按照图样裁成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衣服、马甲、皮帽、手套、皮裤等服装用品。
裁好拼成的皮货由好多皮块组成，皮块先简单地用线订在一起，然后把皮块间的缝隙全部仔细地缝起来，即缝皮（三道营叫缭货，一般由妇女做）。然后要仔细用细长木棍敲打缝好的皮货，把藏在毛皮底下的粉子打掉，发现没有铲干净的皮面要用海磨石清理一下。各家作坊出货前都要盖上自家的图章，即家族字号章，以便区别。
陈金全在铲皮
陈金全在裁皮
黑皮比较白皮制作要难一些，需要把毛煺掉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制作。制作过程也麻烦一些。
长治回族在长期的熟制加工皮货的经历中，练就了一整套完整的皮货加工工艺，俗称七十二道工序，加工出的皮革制品柔软光亮、结实耐用，产品常常因质量上乘、价格低廉而北上大同、沈阳，南下云南、贵州，深受各地批发零售商的喜欢，在华北、华东、华中各地市场声誉也极好，在旧中国的皮货市场占有相当的比重。解放以后合作起来的长治市、县各家皮毛厂的产品，还通过天津口岸出口，给国家赚了大量外汇。
皮坊老大通顺捷
在长治有关皮革行的文史资料中，常常把通顺捷举为西街皮革作坊中的首位。根据以前文史资料中的记载及三道营老辈人的传说，我们得知：
通顺家族是西街回族人口最多的一支。人们口口相传的十大通顺有：通顺增、通顺德、通顺元、通顺良、通顺邻、通顺和、通顺马、通顺捷、通顺孝、通顺义。通顺捷仅是通顺家族中的一支，繁衍顺序是通顺增——通顺孝——通顺捷。
通顺捷的老宅就是现在的西街回族小学，大院贯穿南北一直到西斜街。通顺捷是于1917年前后从铜锅街西头通顺增分出来的。他们这一支是通顺增家族的分支。在铜锅街时，共有兄弟三人，因为下西街赵姓人家抽大烟败了家，急于出售相邻的两处房产。通顺捷的二爷马增宽和三爷马增岐将其中靠东的一座买下来。由于当时老弟兄俩的孩子们已经到了结婚成家的年纪。为方便居住，就把大院改造成前面五个旧院，后面四个新院，共有房子一百二十多间，制备了当时比较时髦的家具用品，还修盖了几个供熟皮用的敞篷库房、马房等。新宅子东门通府坡街，西门通参府街，后门通西斜街，正门就是现在小学附近，占地有十几亩大，似一座微型城堡，显然是西街第一豪宅。据马茂生回忆，当年通顺捷修盖新房，二爷马增宽的长子马智义到缸瓦市买椽子，把看好的椽子放地上用力蹬一脚，要求滚出去五六步远，稍微有翘头不直的根本不要。可见其在采购房子材料方面是下了本钱的。
通顺捷家族和其他回族家族一样，经营熟制羊皮制作皮衣。当初住在铜锅街老院的时候，曾祖马驸以有限的资本带领三个儿子苦心钻研，把熟皮技术中的大难题——响板和发臭这两项关键环节攻克了，做出来的皮衣柔软轻盈无臭味，一段时间里，他家的产品成了北京、天津、汉口皮货市场上的热销货。这样做了几年，有了积蓄。清朝末年，社会风气极坏，抽大烟吸鸦片的恶习风靡整个社会。曾祖马驸时常告诫三个儿子，要洁身自好，千万不要跟风吃醋，染上那些歪风邪气。曾祖走后，大爷马增德不知怎么就抽开了大烟，二爷三爷阻拦不住，于是兄弟三人分了家。这样才买下西街赵姓家的宅子。
通顺捷老掌柜马智义
二爷三爷搬到新宅以后，考虑到复杂的市场风险，觉得还是合伙经营比较合适，于是兄弟二人就按照人头、技术、资金等各人入股多少以及承担的风险、利润分配等项目做了口头承诺（亲兄们一般很少写合同字据，一是拉不开面子，二是当时社会上不很时兴），开设了通顺捷皮货行。
通顺捷二爷三爷去世以后，马智义老掌柜带领着五个兄弟（其中一个少亡）经营皮行。遵行古训，远避烟土毒品，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每到夏秋季熟皮旺季需要雇佣有技术的熟皮工人几十个，加上家里长期居住的穷亲戚熟门客，平日吃饭的人有七八十口。做了十来年，到1930年前后，资本积累已经有几万大洋。据后来老人们讲，日本人第二次住到马智义家时，在厨房里做洗澡池，挖地刨出一大缸银元，当时在西街曾经传闻极大。还有说，这清真中寺占的地，就有一部分是通顺捷出散的。1927年，部分回族群众想另外修盖一座清真寺，马智义就捐出了这里的四亩地。听说地块不够大，马智义又花高价买下了邻下西街赵家的四亩多地。1994年，清真中寺重新修盖大礼拜殿，在拆下先前的旧大梁上，发现大梁上字迹繁多，记载了当时捐地捐钱者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就写着马智义捐地多少亩的事情。
马智义，生于1890年前后，品性极其豁达，收买皮张特别照顾穷苦人，那些买生卖生周转困难的人都愿意把皮张卖给他。他从来不摆阔耍谱，不管家里有多少主仆、工人、门客、亲戚，大家都是一锅饭，从来不开小灶。他有些文化，同当时上西街收古董的孛师傅有交情，孛师傅收到什么好东西经常拿过来俩人进行切磋。据后人讲，他家里曾经有过绿油油的青铜器、青花瓷器等等，可惜都被日本人抢走了。日本鬼子侵占中国杀人放火，马智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1938年5月，马智义是西街抗日政府的街长，配合八路军工作团作了好多工作。1939年7月，听说鬼子又要进攻长治，马智义号召老百姓空室清野，藏粮食、埋用具，什么也不给鬼子留。老百姓要出去躲避，路条通行证都是在马家开写。据后人讲，当时马智义拿来一匹白洋布，上面盖满了西街抗日政府的红戳，写好姓名、居住地、年龄等剪下来交到居民手上。马智义带领全家跑到陵川一带。那里有八路军的一个皮衣厂，铜锅街的老干部马士元在厂里当领导，马智义就参加进来帮助八路军裁剪皮衣。二儿子马宝兴有文化，帮助做账目。后来鬼子进攻陵川，八路军的皮衣厂转移到黎城，马智义和家人回到长治。听人说鬼子霸占了他家的院子，还挖走了他埋的银元，马智义只能租了房子在外边住。经不住这样的打击，马智义一病不起，于1944年逝世。
据通顺捷后人，今年七十五岁的马狗则讲：“通顺捷熟皮，三成里有两成的羊皮使用的是西路皮。家里的父辈们每年春天要到宁夏、甘肃一带去收羊皮。那里产的羊皮毛厚又细长，花色好，熟好后制作的皮衣就是有名的西皮大衣，在京津市场很受欢迎。通顺捷每年要收进几千张毛色上好的西路羊皮，当时都是雇佣驼队把羊皮驮回来。那驼队上了路是前面看后面不见尾，后面看前面不见头。熟制好的皮衣都要盖上原来老字号‘通顺孝’的戳子，分批次雇佣车辆拉到京广线上的邯郸火车站，分别发运到北京、天津、汉口。我的父亲马科则是常驻汉口，伯父马恩科常驻北京，二伯父马智耀脑子转得快，天津跑得多还学会了天津话，就常驻天津。他家的皮货趸给代理商，自己没有店铺。那些代理商都是多年的老交情，待伯父们很好，合伙多年，相互信任，很少发生欺诈现象。遇到有老乡在京津皮货不好出手，伯父们就借给他们通顺孝的幌头（门头上的广告），帮助他们销货。”
这样经营到1931年，二爷和三爷的后人分了家，各自做到鬼子第一次侵占长治。
一夜暴富通顺义
营口街的通顺义，血缘关系和通顺良最近。为了自己的买卖方便，重起商号“通顺义”，从通顺良分出来。大约是在民国十五年以前，通顺义还是个一般作坊，当时兄弟几人正是年轻力盛，为了多出些皮货，多收些生皮，每年春天还要向德和诚借贷一些流动资金，以便和人说起来今年比去年买卖好，多出了多少件货，面子上也光荣些。
民国十六年春天，通顺义的兄弟们老四、老五、老六在一起合伙熟皮。那时候他们还和通顺良在一个院子，居住在营口街路东后来的三号院。这年春天要下西口收皮的当口，弟兄三人商议，由已经跑西口多次且经验丰富的老四和年富力强的老六二人出去，老五在家负责收购本地皮张。这样，老五就在门上一边摆摊卖包子，一边收购本地老乡买生（皮）卖生（皮）的小本经营者的皮张。据通顺义的后人讲，老五爷多年以来，就在闲月（每年皮货下汉口以后的9月至来年3月）卖包子。他做的羊肉包子个大肉多很实惠，所以买卖不错，他嗓口大，声调好，在门上吆喝一声瓮城里外都能听见。
这一年，老四老六兄弟俩到西口（陕甘宁）收买皮张，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有按照常年的做法只收二毛西皮，还收购了一大批羊滑子皮（刚生下就死了的小羊皮子）。据说像收废品一样非常地便宜。回来以后，老五撇着嘴笑话他俩说：“肯定赔了，谁要这薄得像一张纸片似的小皮子？裁不中裁，熟不中熟。”
哪知道，事情的变化往往与人的想象相反。这些滑子皮还真的卖出了好价钱，并且在长治皮行业掀起一股风浪。
那年突然来了几个太原人，说是德国洋行的买办，专门收购羊滑子皮，而且价格极好，好得简直不敢叫人相信，一张花色、皮板上好的滑子皮要卖到七八块银元。于是通顺义一下子就发了家，又买房子又置地：兄弟三人先是把祖业在通顺良分得的小院的东、南、北房盖成楼房，东房五间，南北房各三间，三人各住一处。可是这样一盖，东楼房把他们从通顺良老院隔出来，小院里既无碾子，也没有水井，还没有熟皮作坊的地方，譬如熟皮的水缸、裁皮的案子都没有地方摆放。旧社会碾子和水井是生活必需的东西，没有碾子，粮食无法加工；熟皮需要大量清水，没有水井，还得到他人院子取水，费工费力。于是，兄弟三人经过商议，就把路西对面的两处院子买下，又是大动干戈盖楼修房。把新盖的路东好楼房院卖给金盛义陈苏则、大德文等兄弟们，来到路西院居住。西院靠南一院是雇工和车马院，北院虽然出路不好，可是既有院子也有水井，楼上裁皮货四季能做，前院宽敞能摆熟皮大缸。这样，兄弟们自成体系，从通顺良分出来，起号“通顺义”，成了一夜暴富有名的作坊。
通顺义兄弟靠胆略和机会发了家，这件事情对西街三道营人们的刺激太大了，给三道营的人启发也极大。所以，以后人们一听说哪里有滑子皮，行与不行都要去走一遭看一看，都想发个猛财。就是到现在，西街三道营还流传着几句那时候表现各家生意生活状况的打油诗：“老牛孩上当铺磨明柜台，小累士掏力气累死奶奶，全盛义马鹤林当街长两辈开外，通顺义四五六发了大财。”这最后一句就是指滑子皮这件事。
前文中说的这几个太原来的买办不单收滑子皮，还收肚羔的皮，又叫羊察子皮。这种皮的来路比较残忍，就是老母羊怀胎四个月零十天的时候，把它宰了，取出肚子里的羊羔剥的皮子，也叫宰羔皮。如果皮子的花色毛长得好，可以卖到十五块银元。那时候一张大羊皮的价格也就两块银元。这对于有些急于发财的西街人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利好。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要搞清楚母羊的怀孕天数。一开始，人们没有经验，就是估摸着宰母羊。据说，有一段时间人们下乡收羊皮不是主业，而是专门收购怀了羊羔的老母羊。因为没有经验，来了就宰，顾不上收拾大羊，先取出小羔子剥了皮去洋行。人家一看不是缺日子，就是过天数，花色毛长达不到德国人的标准，不给那么多银子，还害了一只可以生育的母羊，气得人回来是拍着大腿唉声叹气。有些人为了获得羊察子皮的高利润，一天宰十来只怀孕母羊，剥出羊察子皮就跑去卖，也不收拾母羊卖肉，就便宜处理于他人，第二天又急匆匆地赶往乡下找怀孕母羊。后来人们逐渐有了经验，发现在母羊肚子里的羊羔的蹄腕子的软硬度，与它在母羊肚里的天数有关系。但是要摸着羊肚子里的羊羔蹄腕子需要提起老母羊的右后腿，仔细在羊肚子上向里抓，要抓住小羊的蹄腕子用指甲掐硬度，来决定该不该宰。当时，被摸的老母羊肚子疼得两眼流泪咩咩乱叫。不过这样，西街还真出了几个摸肚羔子的好把势。像通顺老西院的老爷马如岐和南头街的赵三虎等等，练就了一手摸肚羔子的硬功夫，由他们估摸后宰的母羊，肚羔的皮都卖好价钱。
德国买办在西街住了好几年，出手大方，收货也多。和西街一些买生（皮）卖生（皮）的二道贩子关系极好，相互依靠互相谋利。就这种察子皮，如果母羊怀胎天数不到，花色欠佳，英国买办低价收回以后，指教二道贩子使用鸡蛋清子抹过后，用牙签划出美丽的花纹，以二等顶一等赚德国人的钱。这个秘密后来传出来，大家技高一筹又有新发明：使用一种刨花油来抹察子皮，抹出的察子皮是油光发亮，还没有鸡蛋味，据说德国买办很喜欢。这种刨花油是一种木料的刨花皮用水泡出来的，当时这种刨花皮在杂货铺里就有卖的，是供妇女洗头发的。那几年，三道营的人鼓捣滑子皮、察子皮成了风，一些人也抓了些钱。
保障贩运靠镖局
在旧社会，跑长途贩运有句话这样说：“价钱高低不要紧，把钱拿回家来才是英雄好汉。”意思是说，任凭你有多么大的本事，卖了多少钱，连人带钱安全地回来才是万幸。旧社会兵荒马乱土匪成群，路上不顺利遇上土匪就倒了霉，失货丢钱事小，遇上伤人害命的事就麻烦了。所以，几百年以来，西街皮货作坊与潞安府的镖局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各家作坊的男丁爱武习武已成习惯，像府坡街陈家和记大车店就出过文武双状元，人称二把式的陈建勋，铜锅街东头李家出过武解元铁胳膊李二，营口街胶房院出过五品武官马骧，铜锅街有顺泰也出过武举马兰田。
大约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西街的作坊大户魁盛发雇佣了马记镖局送货去汉口，从晋城方向下太行山。马记镖局的大把式名叫马万生，祖籍陕西，看上去身材一般，相貌平常，可是力大无穷，自幼刻苦学习武艺，武功十分了得。
原在平遥的华北第一镖局
初时有下西街益盛院的皮货买卖做得是相当大。据说，每年腊月皮货售罄转回，货款都兑换成元宝，在地上要铺一脚地。有一年益盛院老掌柜到甘肃一带收羊皮，买卖顺利，雇了百十峰骆驼驮着生皮回家，走到陕西三边地方遇到土匪抢劫，对方对峙间，一个牵骆驼的人出来和土匪周旋几句，土匪就放益盛院老掌柜过去了。老掌柜十分感谢此人，谈话中知道对方叫马万生，是陕西回民同胞。其祖辈靠牵骆驼为业，为了防身健体从小学习武艺，走南闯北结识了各路江湖人士，虽然武艺高强但从来不做伤天害理之事。等马万生的骆驼队到了长治，益盛院老掌柜提出给马万生开一家镖行，专门为长治各皮坊护路看货，还让他带着几个喜欢拳术的青年人习武，同时在潞安城内外招收了几个有些武功的二把手，挂起了马记镖行的牌子。
这个马万生到底有多大的气力？据老人们讲，他能把墙脚的砖拔出。有一年秋天，益盛院走车往汉口发货，到半路遇到连阴雨，大车陷进路上的泥坑里，任凭赶车的甩着鞭子大呼小叫，马车在泥坑里就是拉不上来。押车的人过来和马万生说：“马师傅，请您下来帮助推下车吧。”马万生下车说：“你们把牲口卸了。”随后，他架起车辕，两腿一用力，那辆车轻轻地就被拉了上来。以后，马万生的名声就在长治城传诵开来。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以后，益盛院兄弟染上了烟瘾，且分了家，买卖也做塌了。西街魁盛发这几年却买卖做大，花钱盘下马万生的镖行来看家护院做保镖。马记镖行只要出镖护车，一律头戴白帽，车插绿旗，衣着打扮全部按回族风俗穿戴。
有一次，马万生带着十来个兄弟护着十几挂魁盛发的货车过了晋城，来到一个村庄，看天色已近黄昏，大家住下。这里地处晋豫两省交界，正是土匪出没之地，随着镖车过来的有魁盛发一个亲戚，叫“小眼和气”，跟着马万生刚会比画几下子，就觉得自己有了武功。安顿好车马住到一家店院，这个“小眼和气”到街头溜达，看见村里有几个练功的人在练场比武，他就想上去露一手，跳到人家练功的场地里连着来了几个鹞子翻身。练功夫的村人觉得他搅了兴趣，问他：“小师傅哪里人士？姓甚名谁？”他说：“我姓马是长治的，往河南送货。”村人说：“马师傅，你要真有几下子，敢不敢明早卯正时分来此一比高低？”这个“小眼和气”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本事，可嘴上不想认输，就答应下来。他回去和师傅马万生讲了这件事，马师傅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他道：“你这是闯乱子啊……唉！明天我去看看吧。”
第二天东方发白，“小眼和气”带路同马师傅来到村人练场的地方，已经有一群人在那里练功。场地中央和昨晚相比，地上多了一排排核桃粗细的地桩，约莫有百十来根。马万生一看就明白对方是叫他们踢地桩。这地桩有八九寸长，钉地下四五寸，地上留四五寸。如果脚上没有硬功夫，踢过一两根以后，脚就被木桩碰得轻者皮破流血，重者伤筋断骨。这边马万生和对方头领模样的人抱拳见面，并不多言，甩了上衣，马步一蹲，身子微微一颤，一条大辫子已经飞快地绕过脖颈，发尾正好到嘴边，他轻轻张嘴衔住。马万生先在场子上围绕地桩耍了几趟拳术。热身以后，刀架上拿起一根齐眉铁棍，练起几趟少林棍。两手抡起指东击西，上下翻滚，一只手抡起铁棍似纺花车一般密不透风，惊得在场的看客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是掌声四起。放下铁棒，马师傅甩掉鞋子，赤着双脚耍起花招。看似花招，实则铁脚扫地，一阵旋风过后，地上百十个木桩早被他踢出场外。借着兴劲儿，一个鹞子翻身跳起一丈有余，身体悬空带扭转，“啪”的一声响，面对人群贴到对面一堵墙上。这一招叫做贴墙挂画，是习武练功的轻功绝技，在武林行一般能做到贴墙挂画的人极少。这一招看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一阵阵掌声响过，马万生下墙穿衣，那些村人早已单腿点地跪在地上。一个头领模样的人说：“马师傅，您老真是武林高师，我们拜服。马师傅，只要我们在，您的镖车我们管接管送，只要见到您的绿旗，您在不在我们都保证您的镖车安全出境。”
就这一回，歪打正着，长治作坊的白帽镖车在晋豫两省打出了名声，一直到京汉铁路通车，从晋城下太行山的长治各作坊的货车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货丢款的事。
“用垂永久”石碑
商诉县府赢官司
在清真中寺及清真南寺，现存两通石碑，刻字内容相同，碑头题刻“用垂永久”，落款是“民国九年四月立”。
据老人们讲：清朝以来，长治回民收生皮卖熟皮，官家一直是把一年的税费按定额承包给税务承包商了事。这些税务承包商趁机会多征浮收：收来生皮要缴一次税，熟成皮货出境远销还要缴一次。皮货商人被收取两次税费，而其他各行业都是缴一次税。各作坊感到不合理，和当时清廷长治县知府交涉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新立讲究民主法治，社会上各种民间社团纷纷成立，长治回民也在太原回民的影响下成立了“山西回教俱进会”长治支部，并且动员各大作坊捐资请老师办学堂。像铜锅街东头小关帝庙的学校就是那时候成立的，另外有营口街马神庙和小北营三大寺也办过小学（马神庙和三大寺在日寇侵占长治时被毁）。
在这种民国新风吹拂下，各作坊主也接受了新的风气，有了新的思想。为了保护各作坊劳资两方的正当利益，民国八年秋天，长治回教俱进会就税务承包商重复收税一事，代表长治县（现在长治市）的皮货商人，同县府税局就“税局违章苛敛”重复征税一事，一纸诉状把长治县税局告到山西省大理院（法院）。详细叙说了熟制皮货的成本极大，开作坊劳资两方利润微薄；税务承包商多年来一直收取两次税费，更是加重了皮货行业的负担，要求政府详查则例条目，按法纠错。官司打了几月，惊动了当时山西省省长阎锡山。阎锡山亲自下令减轻皮货商负担，生皮收税，熟制好的皮条、皮裤在本地售卖减半收税，成货出境免缴税。县税局退赔“重征大洋四百四十六元九角三分二厘，制钱二十五千五百五十五文”。为了使得这个规矩永远垂用，皮行把诉案中政府判决文书刻制了两块内容相同的石碑，一块竖立在西大街府坡街口上，以便昭告世人，另一块置于清真南寺，永远保存。1941年，鬼子在西街铺设洋灰（水泥）马路，把府坡街口的那一块石碑推倒埋进土里。1998年，西大街拓宽马路，工人在清理土方的时候发现了这块石碑。当时，长治市搬运公司退休老工人陈二署老人看到碑文字迹与回族皮货有关，就组织家人陈哈路等做过大件搬运的回民群众，把它移到清真中寺保护起来。
泪洒九江因战乱
民国时期的旧中国，先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后有日本鬼子烧杀掠抢，搞得中国人民不能正常生活，回族群众经营的皮毛业一样深受其害。发生在1924年9月至11月间的中原地区军阀混战，严重影响了长治皮货到达汉口市场的正常时间，误了销售旺季，致使大批皮货滞销不出去，多家皮毛作坊纷纷倒闭。
听老人们讲：那年10月，各家的皮货都已经加工完毕，就等雇佣脚力车马起运上路。突然有河南来的老表说，河北、河南一带张作霖和吴佩孚两个军阀正在打仗，公路铁路都不通车了。这下可急坏了作坊主，于是纷纷派人下去打听。直到战事结束、社会平稳，天气已要转暖，皮货运到汉口，旺季已过，原来有合约的代销商号一概不接货；本地在汉口有店铺的像元顺坊等也是看人下菜，沾亲带故的推不开，像铜锅街的福源真、下西街的玉宝恒等等还走了点货，其他各家作坊的皮货都销不出去，就连多年在汉口信誉度很高的锦旭诚老字号，也在等待买主，而价格却一降再降。
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刻，又听传言江西九江一带价格较好，几家作坊又雇船搭车赶往九江。哪知九江的气温比汉口还高，皮货更是无人理睬。结果只能是赔钱甩货，泪洒九江。像通顺良的马氏兄弟，当时在长治西街也算个中等偏上户，这次也是血本无归，感觉无脸再回山西。听说有青海、甘肃的皮货作坊招收技术工人，只能放下架子到青海给人打工去了。到九江销货至今下落不明的有魁盛家族的人，据传在赶往九江的途中船漏进水，连人带货沉入江中。
当时有南头街的马某托人捎来的家书是这样写的：“儿等今春在汉口销货……去年不该春天去绛州，不该冬天下汉口。人瞧人，货堆山，汉口卖货不赚钱，逼的孩儿下九江……”这里“不该春天去绛州，不该冬天下汉口”还需要解释：原来，这年的春天，传说晋南绛州羊皮便宜有货，西街大小作坊主纷纷跑到绛州收羊皮。这绛州人也不傻，见长治收货的人来得多，就是压住羊皮不出手。眼看天气已经转暖，长治人羊皮还没有买到手，急得大家是你加一毛，我加两毛，都憋着一股劲儿要买，把绛州的羊皮价格炒得火热。结果这年在绛州进的羊皮价格已经比往年高了一至两成。到销货时节的秋季没有赶到汉口，冬天已过就要转暖才到市场，皮货滞销，遇到了大挫败。这个事件的后果是几家中小作坊主顶不住，纷纷倒闭，就像营口街的通顺良，北营街的公盛成、公盛元、公盛铭，下西街的德盛和、聚盛程。这些小作坊主流动资金本来不多，为了多做些货，使得面子上好些，每年的春季就向钱庄当铺高息贷款。如今买卖赔了，贷款还不了，只能宣告垮台。有的通过司法解决，写明几年还清；有的破产还债，有的沦落为皮毛工人。这件事当时在西街影响极大。
为争权益罢工起
西街三道营的老人曾经讲过一次臭皮匠闹罢工的事情，这件事在长治工人运动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当时在长治能开作坊大做大卖的人家，每年下汉口跑京津的在西街回民中间所占的比例很小，也就二三十家，只占长治回民的百分之五左右。能够自给自足的占百分之三十多，其余百分之六十多的回民群众是靠给作坊主打工生活的。特别是民国初，皮行业的经营主要掌握在几家大作坊主手里，这些作坊主疯狂剥削皮毛工人的剩余价值，致使作坊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大，而广大的技术工人却越来越穷，甚至于家无隔夜粮，衣破不裹体。就是在忙月（熟皮旺季是4月至9月），工人劳作一天赚一天的钱，一个大工通皮、洗皮、铲皮，只给制钱七十文，裁皮货每件给工钱二百四十文，妇女缝一件皮货的工资是六十文。这点钱在当时还不够一家人的几张嘴吃喝，根本没有结余。每到闲月（皮货成货后10月至来年3月）的时候，工人就没有收入，只能靠给人调煤、卖甜水，给人家担烧土勉强度日。找不到活儿做的就带领家人去乞讨。
不公道就有反抗。
在这种情形下，皮货工人于1918年的夏天举行了一次罢工。据有关资料记载：按照皮毛业多年的老规矩，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和八月十六，是皮行作坊主犒劳皮匠工人的日子，各作坊在这之前要准备好全羊大席，到这天慰劳工人。办全羊席的费用较高，一些比较抠门的中小作坊想省些钱，提前就和工人中的大师傅放风说：“今年咱家吃熬羊羔吧，又香又嫩的，炖肉烩菜也好吃。”总之是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当时工人的工资已经非常低，在炎热的夏天做几个月皮货才犒劳这一两顿饭。平日里虽然早上、中午管两顿饭，几乎天天是小米焖饭豆面片子汤，菜萝卜黄菜，勉强喂个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营养。工人们每年就盼着六月初六和八月十六这两顿好饭。另外，每年的六月初六长治北关都有庙会。1918年的六月六这天，周天章掌握下的长治商会要在北关庙会看戏的时候召集皮货行开会，商定本年度根据市场物价的变化，皮货应该定个什么价格，每件货的税费该出多少等等。这天，工人们在吃过犒劳饭以后，也来赶会戏，戏罢后自发地来到城北关一个叫“卧龙岗”的地方（现在北关桥）开会，商议要求作坊主增加工资的事情。当时工人们编了顺口溜，“六月皮匠赛霸王，开会议事在卧龙岗。”会议选出代表，次日邀作坊主召开增加工资的会议。工人代表和作坊主进行了说理斗争，提出如果作坊主不答应增加工资，工人们立即全体罢工。罢工第四天的六月初十，作坊主迫于工人的声威，答应了工人的要求：通皮、洗皮、铲皮，由制钱七十文增加到一角五分，裁货由每件给工钱二百四十文增加到三角六分，妇女缝一件皮货的工资由六十文增加到一角二分，其他打杂工人的工资也相应得到提高。这在长治市开创了工人运动斗争胜利的先例。这样，工人们的生活才稍有改善，暂时维持了十多年。
但是，作坊主继续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工人的生活费用逐渐提高，没有几年，工人的工资还是赶不上当时的生活需要。到1929年，工人们二次提出要作坊主增加工资，否则就罢工撂挑子。结果又获得了胜利：通皮、铲皮提高到两角，洗皮提高到三角，裁货一件提高到四角五分，妇女缭货提高到一件两角。就这样工人的工资一直维持到解放前。
皮革辉煌成记忆
1945年10月8日长治解放，政府公布了新的工商业政策，并积极扶持被日伪破坏而停产多年的皮毛业恢复生产，皮毛业开始复生。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工具不全，经营者只能买生卖生，制成二毛皮衣出售者很少。到1946年，政府号召组织互助运动，一些皮货工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积极组织成立皮毛生产合作社。据营口街陈春生老人回忆，“开始有党员干部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合作社，因为缺乏资金，一开始开展不起来。后来，大家各显神通，会理发的开理发店，会裁衣服的开裁缝店，会收皮张的去收羊皮买生卖生。长治地区是著名的潞麻产区，潞麻产量大，价格浮动快，有了点资金就收麻皮。家里都分了土地，剩下的人到互助组种地。人们还嬉笑我们是人皮（指衣服组）、头皮（指理发）、地皮（指种地）、麻皮、羊皮，说我们是五皮组。”
当时长治市政府的机关报《长市导报》上，隔三岔五就刊登有驻西街工作组孟福昌等同志撰写的有关西街皮毛业发展的消息，现摘录几段如下（文中币值是冀南银行票）：
自从纠正强迫组织生产，随群众自由发展以后，清真街皮毛业生产和过去面貌完全不同了。马二雪贷款十五万，连自己的共二十来万元，砸破烂砖头，卖给硝坊，换成硝盐，出乡以盐换皮，从二月到现在，粗算了一下账，除买了米和玉茭共四石四以外，赚钱三十三万，还有羊两只和杂皮四十张。自己在庆丰皮行做工外，回去捎带给自己熟皮。陈马则去年冬到今年正月，不自愿地参加小组生产，赔了八万元。散了组三个人自由合伙，现在就熟有白皮六百张。马原孩在小组内生产，连眼还不睁，不起劲，把四万元本钱也弄光了。自己出了组以后，贷了四万元，当天不睡就跑出去，做了两次买卖羊毛的生意，五六天时间，就赚了八万元。贫民皮毛合作社，除里工以外，每天叫十几个外工，计划下缸七千张皮，到八月要下到一万两千张。
下西街小北营程二羊，原有资本二万，和马迷虫二人合伙买生卖熟（就是羊皮做成皮袄），去年一冬天赚了三百张羊皮。
南头街马恩庆的皮毛小组，是在前年七月间，由他和马招保、马根垒、马保全、马善仁、赵大虎等六个人组织起来的，当时资本六万元。搞到今年四月间，所有货约值四百万元，到九月前半月，有白羊皮一千三百张，黑羊皮（熟）四百张，羔皮一千张，二毛皮袄二十件，小毛皮袄十一件，卖毛存钱八十一万四千元，共合一千四百五十四万余元。经过纠偏与补偿后，他组同人更敢发展生产了。现在他们说：发展上一二年，就赶上贫民皮毛合作社啦。
据《长治工业》的统计：“到1948年，全市共发展皮毛小组七十九个，合作社七个。合作社共有股东二千五百七十户，资金二千零三十六万元，经常贷款四百七十余万元（冀南票），雇佣工人五十四人，经营人员二百人，共熟皮七万零六百张。产值两亿元以上。”
同一时间里，长治县东和镇的回民也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由军烈属家庭组成一个以烈属丁东林为主任的长治县第三区东和镇军属皮毛业生产合作社。几年以后，该社发展壮大了起来并划归长治县手工业联合社管理，厂址迁至韩店镇，以后发展到二百多工人，除生产皮大衣等传统皮毛产品外，又增加了皮钱夹、地毯等出口产品，给国家赚来大量外汇。
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长治市皮革行各厂家大联合留影
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西大街的清真街、新华街、南头街、铜锅街、小北营的回民皮货工人组织皮毛合作社，地址在下西街路北马绍棠老先生院子里，组长是水口街的马会年。以后，这个合作社又把其他几个合作小组合并到一起，扩大了业务量。又因工作场地狭小，后移到金盛和后院，这里房子多地方大，是生产做活的好地方。该合作社的管理部门在上西街路北双胜李附近，组长马过门。做了几年，国家对皮革业实行统购统销，皮张划归生产资料部门统一收购，同时把皮革加工规划到这个厂里。这个厂人员增加，业务不断扩大，政府给批了地皮，在南头街南阁外路西的低洼地盖了新式厂房及办工区，全称“长治市国营毛皮厂”，划归市轻工局领导，支部书记是马腊元。新厂接受新式熟皮方法，采用部分化学原料熟皮，增加机械加工皮张，产量大大提高。除生产传统的二毛皮袍、皮裤外，利用边角料生产了熊猫图案和满地金砖的皮褥子；派出以陈春生为领导的技术骨干到外地取经学习兔皮加工染色技术，加工了大量的兔皮外衣、大衣，在山西省轻工业及手工业新产品展博会上获得大奖，并且和外贸部门签订出口合同，给国家赚取大量外汇。
1962年，长治市国营毛皮厂部分人员回归手工业管理局属下的“长治市建华皮革厂”，马火连任支部书记，南街程垒则担任厂长。建华皮革厂除生产传统产品外，有一个以壶关黄野池回民工人为主的黑皮生产小组，以生产车马辕具为主。壶关回族人，做出的垫脖、后鞧等黑皮制品结实耐用，多年来深受上党（长治）地区农民的欢迎。但是，由于信息不畅和物流落后，大量的产品却压在库房销不出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支部书记马火连亲自下乡进村走访，组织了一个以厂长程垒则带队的支农服务小组，带着产品、配件、工具、皮张等等，以坚持为农业第一线服务的宗旨，走村下乡，深入到窝铺山庄、牲口马棚，及时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修理、供应牲口马匹使用的垫脖、后鞧、搭腰、稍元套等等。这个服务小组不管刮风下雨、道路泥泞，还是烈日当空、严寒刺骨，背上几十斤的材料、工具和产品，一村一队地上门服务。如到崔漳村、湛头村等生产队时，该队有几张未熟成的生皮，生产队为了节省开支想利用这些皮子做些垫脖等车马辕具，服务小组就地取材：没有泡皮的大缸，就利用村里的麻池；没有炒皮的铁锅，就用旧油桶代替……这样就把生产队的废旧皮张利用了，共做成垫脖、稍元等辕具四十四件，给生产队节省开支一百二十余元。生产队队长王贾女说：“皮匠下乡队员赞，随队要求把活干，支援三秋想办法，利用废旧节省钱。”也因此该服务队多年被评为山西省手工业系统的模范单位，还到北京民族文化馆进行展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需要，随着各种高科技新产品的产生而改变着，这样就冲击了一部分传统产品的市场地位，也给具有几百年传统市场的长治皮货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传统的老式产品销路受阻，新产品虽然红火一时（像建华皮革厂的塑料旅行皮箱），可是因为不能及时更新换代追赶市场而名落孙山、一蹶不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治市国营毛皮厂和建华皮革厂都迁移到城西黑水河东岸，两家都使用化学品熟皮。排出的废水里有大量的化学成分，有害物质进入黑水河，把原本清澈的黑水河弄成了真正的黑水河，给附近的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皮革行业成了政府必须叫停的企业。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新式布料保温效果更好，像轻便的羽绒服、太空棉等等，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始的皮毛货，皮毛货的销售一路走低。
1958年长治市皮毛合作社的一个车间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子县皮革厂以生产山羊皮服装革、鞋面革、票夹革、手套革，各式男女皮衣、皮裤、皮裙、皮马甲、皮夹克、皮手套，还有出口皮票夹、手挽包、刷子包、钥匙包等一百五十余种皮货型号，出口产品二十余年，产品行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丹麦、瑞典、芬兰以及香港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笔者在西街调查，现在个体经营皮毛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来国营毛皮厂的退休老技工小北营街公盛元的程三和，一个是有祖传工艺的营口街福盛祥的陈金全。程三和到2014年也不再熟皮，陈金全到2015年夏天还泡了几张存皮。我打劝他说：“你的孩子有你言传身教，已经学会大部分熟皮过程，就应该让他把这门技术全盘掌握。我们还能向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能得到政府的帮助，把长治回民经营了几百年的这门技术传承下去。”陈师傅答应了，要我和他一起跑跑。
经过数百年的变化，在旧中国仅仅依靠皮毛业的长治回民已经在繁杂的经济大潮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式，经济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能舍亲爹娘，不舍臭皮行”已经成了一个传说中的故事。
皮革行，曾经是长治回民赖以养家糊口的一条船，有讲不完的故事，遇过暗礁风浪，也有过曾经的辉煌。人们都挤在这条船上，掉下去就意味着饥饿与死亡。回民皮革行繁盛时，长治回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参与此行。而如今改革开放，回民的生活不再依靠这条船，好日子蒸蒸日上，正在全力以赴奔小康。
结缘皮革行
长治回族在长治生活已经有六百多年了，自清代至民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部分人靠皮毛行业维持生活。长治回族经营皮革行到底有多少年了？营口街通顺和（大作坊）马倓大爷写的《长治回民和他们所经营的皮毛业》，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北营程裕老先生的《长治回民的皮毛业》，以及山西省伊斯兰教协会原会长赵伟聘的《长治回民古今谈》等书一致认为：“……由南京过来以后，居住在城内西南地区。程姓是以制作便帽为主，马姓是以制作扇面为生。因为这两种行道受季节影响，夏天行销官帽、便帽不快，冬季扇面出售滞销，都不能维持生活。因此，程、马二姓转业于皮毛生意（包括收皮、熟皮、宰羊等），间或做些应时的扇子和便帽……皮毛生意终于成为长治回民的主要职业了。”
从此，长治回民的命运和皮毛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重新有了保障，经济也随之增长繁荣起来。至今在回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宁舍爹和娘，不舍臭皮行。”
皮毛业得以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是操作容易、设备简单。熟制羊皮有通、洗、铲、裁、缝五道大工序，全是手工操作，与有没有文化没大关系，只要肯卖力就行，短时间就可学会。当然学一个全把式还是需要时间的，但学习制作皮革的特点是边学习边生产，没有皮毛业书籍，没有学校，全凭经验。所以，大多都是从实践中掌握技术进行生产的。设备方面，只要有两间空民房做场地，两口水缸、一面木案、几把刀铲等一些简单工具，便可进行作业。长治回民起初都是一家一户，因陋就简，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从事皮革生产还有一个特点是全家男女老少均可参加，男壮劳力通皮、铲皮、裁皮，妇女缝货，老人小孩打杂，调动了全家的积极性。这也是皮毛业能够顺利发展几百年的有利条件。
熟皮工艺繁且重
长治回民把皮革的制作过程叫做“熟”，就是把牲畜产品的皮张经过清洗、鞣制加工成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或生产中使用的皮革。一般是指用牛、羊等家畜的皮经过手工加工后的成品皮，皮革类结实耐用，衣服类御寒保暖。
皮革业分白皮行和黑皮行。白皮行季节性很强，冬季要注意把本地的皮张买进，春天再从甘肃、陕西购来一定数量的西路皮张，数量多少按照各自的资本情况来定。西皮和本地羊皮掺杂使用，比例是二比一。白皮行以白羊皮做原料，熟好以后制作皮大衣和皮马甲（俗称马褂）。皮衣主要销往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马褂主要销往汉口市场，也有零售商大量趸走销往四川、云南等高寒地区；黑皮行利用大牲口像骡马、牛、驴皮为原料，加工车马辕具、牲口垫脖、缰绳、皮鞭等等，还有个别工人会加工乐器琴弦。琴弦因为物美价廉，除供应本地戏剧部门使用，还远销京津地区乐行。
长治回族最后的皮货工人陈金全和他缝制的全狗皮褥子
“熟皮”，各家作坊根据家传手艺的不同而略有不同。
一般把没有经过处理的皮张叫生皮，也叫通皮。通皮分为白皮和黑皮。白皮指绵羊皮、山羊皮、兔子皮等可以利用的家畜皮；黑皮指牛、马、驴等大点的动物皮。
生皮在制革的鞣制前须经过抖灰、梳毛、清洗、下缸等一系列准备工序，叫洗皮。首先，把收来的皮张用小棍敲打，除尽灰尘与杂物；然后，用笊子（念“招的”）梳理表面的毛，用贴铲刮尽背面残留的肉渣；再把整理干净的皮张放入加了皮硝的大缸里浸泡五至六天。这项工作一般在春夏交接时进行。
把浸泡后的皮张捞出来铺平，用大铲子把残留的肉渣刮尽，这叫铲皮。铲皮后再次放入大缸里加适量的皮硝和小米粉面浸泡二十天左右。这期间，每天早晚要“抖缸”一次，就是提起泡软的皮张翻腾几遍，以便使皮张各部分浸泡的程度一致。白皮与黑皮因皮质不同，浸泡的时间及处理的工艺也不同。白皮是放入加了皮硝和米面粉的缸里浸泡，而黑皮是放进加了石灰的缸里浸泡。
把已经熟好的白皮经过铲皮（刮渣）、洗净、在日光下晒干，然后再喷湿用小钉固定到大木板上撑开涨平，取下晒干再加湿抹上粉子再上板。这次晒干后取下，一张白皮就算制作成功了。然后可以根据皮子的大小、花色、毛长、厚薄等因素配皮。这就要根据设计需要而裁皮。老羊皮制作大衣，二毛皮制作小干衣，裁下来的边角料做马甲手套等。皮革工人按照图样裁成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衣服、马甲、皮帽、手套、皮裤等服装用品。
裁好拼成的皮货由好多皮块组成，皮块先简单地用线订在一起，然后把皮块间的缝隙全部仔细地缝起来，即缝皮（三道营叫缭货，一般由妇女做）。然后要仔细用细长木棍敲打缝好的皮货，把藏在毛皮底下的粉子打掉，发现没有铲干净的皮面要用海磨石清理一下。各家作坊出货前都要盖上自家的图章，即家族字号章，以便区别。
陈金全在铲皮
陈金全在裁皮
黑皮比较白皮制作要难一些，需要把毛煺掉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制作。制作过程也麻烦一些。
长治回族在长期的熟制加工皮货的经历中，练就了一整套完整的皮货加工工艺，俗称七十二道工序，加工出的皮革制品柔软光亮、结实耐用，产品常常因质量上乘、价格低廉而北上大同、沈阳，南下云南、贵州，深受各地批发零售商的喜欢，在华北、华东、华中各地市场声誉也极好，在旧中国的皮货市场占有相当的比重。解放以后合作起来的长治市、县各家皮毛厂的产品，还通过天津口岸出口，给国家赚了大量外汇。
皮坊老大通顺捷
在长治有关皮革行的文史资料中，常常把通顺捷举为西街皮革作坊中的首位。根据以前文史资料中的记载及三道营老辈人的传说，我们得知：
通顺家族是西街回族人口最多的一支。人们口口相传的十大通顺有：通顺增、通顺德、通顺元、通顺良、通顺邻、通顺和、通顺马、通顺捷、通顺孝、通顺义。通顺捷仅是通顺家族中的一支，繁衍顺序是通顺增——通顺孝——通顺捷。
通顺捷的老宅就是现在的西街回族小学，大院贯穿南北一直到西斜街。通顺捷是于1917年前后从铜锅街西头通顺增分出来的。他们这一支是通顺增家族的分支。在铜锅街时，共有兄弟三人，因为下西街赵姓人家抽大烟败了家，急于出售相邻的两处房产。通顺捷的二爷马增宽和三爷马增岐将其中靠东的一座买下来。由于当时老弟兄俩的孩子们已经到了结婚成家的年纪。为方便居住，就把大院改造成前面五个旧院，后面四个新院，共有房子一百二十多间，制备了当时比较时髦的家具用品，还修盖了几个供熟皮用的敞篷库房、马房等。新宅子东门通府坡街，西门通参府街，后门通西斜街，正门就是现在小学附近，占地有十几亩大，似一座微型城堡，显然是西街第一豪宅。据马茂生回忆，当年通顺捷修盖新房，二爷马增宽的长子马智义到缸瓦市买椽子，把看好的椽子放地上用力蹬一脚，要求滚出去五六步远，稍微有翘头不直的根本不要。可见其在采购房子材料方面是下了本钱的。
通顺捷家族和其他回族家族一样，经营熟制羊皮制作皮衣。当初住在铜锅街老院的时候，曾祖马驸以有限的资本带领三个儿子苦心钻研，把熟皮技术中的大难题——响板和发臭这两项关键环节攻克了，做出来的皮衣柔软轻盈无臭味，一段时间里，他家的产品成了北京、天津、汉口皮货市场上的热销货。这样做了几年，有了积蓄。清朝末年，社会风气极坏，抽大烟吸鸦片的恶习风靡整个社会。曾祖马驸时常告诫三个儿子，要洁身自好，千万不要跟风吃醋，染上那些歪风邪气。曾祖走后，大爷马增德不知怎么就抽开了大烟，二爷三爷阻拦不住，于是兄弟三人分了家。这样才买下西街赵姓家的宅子。
通顺捷老掌柜马智义
二爷三爷搬到新宅以后，考虑到复杂的市场风险，觉得还是合伙经营比较合适，于是兄弟二人就按照人头、技术、资金等各人入股多少以及承担的风险、利润分配等项目做了口头承诺（亲兄们一般很少写合同字据，一是拉不开面子，二是当时社会上不很时兴），开设了通顺捷皮货行。
通顺捷二爷三爷去世以后，马智义老掌柜带领着五个兄弟（其中一个少亡）经营皮行。遵行古训，远避烟土毒品，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每到夏秋季熟皮旺季需要雇佣有技术的熟皮工人几十个，加上家里长期居住的穷亲戚熟门客，平日吃饭的人有七八十口。做了十来年，到1930年前后，资本积累已经有几万大洋。据后来老人们讲，日本人第二次住到马智义家时，在厨房里做洗澡池，挖地刨出一大缸银元，当时在西街曾经传闻极大。还有说，这清真中寺占的地，就有一部分是通顺捷出散的。1927年，部分回族群众想另外修盖一座清真寺，马智义就捐出了这里的四亩地。听说地块不够大，马智义又花高价买下了邻下西街赵家的四亩多地。1994年，清真中寺重新修盖大礼拜殿，在拆下先前的旧大梁上，发现大梁上字迹繁多，记载了当时捐地捐钱者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就写着马智义捐地多少亩的事情。
马智义，生于1890年前后，品性极其豁达，收买皮张特别照顾穷苦人，那些买生卖生周转困难的人都愿意把皮张卖给他。他从来不摆阔耍谱，不管家里有多少主仆、工人、门客、亲戚，大家都是一锅饭，从来不开小灶。他有些文化，同当时上西街收古董的孛师傅有交情，孛师傅收到什么好东西经常拿过来俩人进行切磋。据后人讲，他家里曾经有过绿油油的青铜器、青花瓷器等等，可惜都被日本人抢走了。日本鬼子侵占中国杀人放火，马智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1938年5月，马智义是西街抗日政府的街长，配合八路军工作团作了好多工作。1939年7月，听说鬼子又要进攻长治，马智义号召老百姓空室清野，藏粮食、埋用具，什么也不给鬼子留。老百姓要出去躲避，路条通行证都是在马家开写。据后人讲，当时马智义拿来一匹白洋布，上面盖满了西街抗日政府的红戳，写好姓名、居住地、年龄等剪下来交到居民手上。马智义带领全家跑到陵川一带。那里有八路军的一个皮衣厂，铜锅街的老干部马士元在厂里当领导，马智义就参加进来帮助八路军裁剪皮衣。二儿子马宝兴有文化，帮助做账目。后来鬼子进攻陵川，八路军的皮衣厂转移到黎城，马智义和家人回到长治。听人说鬼子霸占了他家的院子，还挖走了他埋的银元，马智义只能租了房子在外边住。经不住这样的打击，马智义一病不起，于1944年逝世。
据通顺捷后人，今年七十五岁的马狗则讲：“通顺捷熟皮，三成里有两成的羊皮使用的是西路皮。家里的父辈们每年春天要到宁夏、甘肃一带去收羊皮。那里产的羊皮毛厚又细长，花色好，熟好后制作的皮衣就是有名的西皮大衣，在京津市场很受欢迎。通顺捷每年要收进几千张毛色上好的西路羊皮，当时都是雇佣驼队把羊皮驮回来。那驼队上了路是前面看后面不见尾，后面看前面不见头。熟制好的皮衣都要盖上原来老字号‘通顺孝’的戳子，分批次雇佣车辆拉到京广线上的邯郸火车站，分别发运到北京、天津、汉口。我的父亲马科则是常驻汉口，伯父马恩科常驻北京，二伯父马智耀脑子转得快，天津跑得多还学会了天津话，就常驻天津。他家的皮货趸给代理商，自己没有店铺。那些代理商都是多年的老交情，待伯父们很好，合伙多年，相互信任，很少发生欺诈现象。遇到有老乡在京津皮货不好出手，伯父们就借给他们通顺孝的幌头（门头上的广告），帮助他们销货。”
这样经营到1931年，二爷和三爷的后人分了家，各自做到鬼子第一次侵占长治。
一夜暴富通顺义
营口街的通顺义，血缘关系和通顺良最近。为了自己的买卖方便，重起商号“通顺义”，从通顺良分出来。大约是在民国十五年以前，通顺义还是个一般作坊，当时兄弟几人正是年轻力盛，为了多出些皮货，多收些生皮，每年春天还要向德和诚借贷一些流动资金，以便和人说起来今年比去年买卖好，多出了多少件货，面子上也光荣些。
民国十六年春天，通顺义的兄弟们老四、老五、老六在一起合伙熟皮。那时候他们还和通顺良在一个院子，居住在营口街路东后来的三号院。这年春天要下西口收皮的当口，弟兄三人商议，由已经跑西口多次且经验丰富的老四和年富力强的老六二人出去，老五在家负责收购本地皮张。这样，老五就在门上一边摆摊卖包子，一边收购本地老乡买生（皮）卖生（皮）的小本经营者的皮张。据通顺义的后人讲，老五爷多年以来，就在闲月（每年皮货下汉口以后的9月至来年3月）卖包子。他做的羊肉包子个大肉多很实惠，所以买卖不错，他嗓口大，声调好，在门上吆喝一声瓮城里外都能听见。
这一年，老四老六兄弟俩到西口（陕甘宁）收买皮张，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有按照常年的做法只收二毛西皮，还收购了一大批羊滑子皮（刚生下就死了的小羊皮子）。据说像收废品一样非常地便宜。回来以后，老五撇着嘴笑话他俩说：“肯定赔了，谁要这薄得像一张纸片似的小皮子？裁不中裁，熟不中熟。”
哪知道，事情的变化往往与人的想象相反。这些滑子皮还真的卖出了好价钱，并且在长治皮行业掀起一股风浪。
那年突然来了几个太原人，说是德国洋行的买办，专门收购羊滑子皮，而且价格极好，好得简直不敢叫人相信，一张花色、皮板上好的滑子皮要卖到七八块银元。于是通顺义一下子就发了家，又买房子又置地：兄弟三人先是把祖业在通顺良分得的小院的东、南、北房盖成楼房，东房五间，南北房各三间，三人各住一处。可是这样一盖，东楼房把他们从通顺良老院隔出来，小院里既无碾子，也没有水井，还没有熟皮作坊的地方，譬如熟皮的水缸、裁皮的案子都没有地方摆放。旧社会碾子和水井是生活必需的东西，没有碾子，粮食无法加工；熟皮需要大量清水，没有水井，还得到他人院子取水，费工费力。于是，兄弟三人经过商议，就把路西对面的两处院子买下，又是大动干戈盖楼修房。把新盖的路东好楼房院卖给金盛义陈苏则、大德文等兄弟们，来到路西院居住。西院靠南一院是雇工和车马院，北院虽然出路不好，可是既有院子也有水井，楼上裁皮货四季能做，前院宽敞能摆熟皮大缸。这样，兄弟们自成体系，从通顺良分出来，起号“通顺义”，成了一夜暴富有名的作坊。
通顺义兄弟靠胆略和机会发了家，这件事情对西街三道营人们的刺激太大了，给三道营的人启发也极大。所以，以后人们一听说哪里有滑子皮，行与不行都要去走一遭看一看，都想发个猛财。就是到现在，西街三道营还流传着几句那时候表现各家生意生活状况的打油诗：“老牛孩上当铺磨明柜台，小累士掏力气累死奶奶，全盛义马鹤林当街长两辈开外，通顺义四五六发了大财。”这最后一句就是指滑子皮这件事。
前文中说的这几个太原来的买办不单收滑子皮，还收肚羔的皮，又叫羊察子皮。这种皮的来路比较残忍，就是老母羊怀胎四个月零十天的时候，把它宰了，取出肚子里的羊羔剥的皮子，也叫宰羔皮。如果皮子的花色毛长得好，可以卖到十五块银元。那时候一张大羊皮的价格也就两块银元。这对于有些急于发财的西街人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利好。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要搞清楚母羊的怀孕天数。一开始，人们没有经验，就是估摸着宰母羊。据说，有一段时间人们下乡收羊皮不是主业，而是专门收购怀了羊羔的老母羊。因为没有经验，来了就宰，顾不上收拾大羊，先取出小羔子剥了皮去洋行。人家一看不是缺日子，就是过天数，花色毛长达不到德国人的标准，不给那么多银子，还害了一只可以生育的母羊，气得人回来是拍着大腿唉声叹气。有些人为了获得羊察子皮的高利润，一天宰十来只怀孕母羊，剥出羊察子皮就跑去卖，也不收拾母羊卖肉，就便宜处理于他人，第二天又急匆匆地赶往乡下找怀孕母羊。后来人们逐渐有了经验，发现在母羊肚子里的羊羔的蹄腕子的软硬度，与它在母羊肚里的天数有关系。但是要摸着羊肚子里的羊羔蹄腕子需要提起老母羊的右后腿，仔细在羊肚子上向里抓，要抓住小羊的蹄腕子用指甲掐硬度，来决定该不该宰。当时，被摸的老母羊肚子疼得两眼流泪咩咩乱叫。不过这样，西街还真出了几个摸肚羔子的好把势。像通顺老西院的老爷马如岐和南头街的赵三虎等等，练就了一手摸肚羔子的硬功夫，由他们估摸后宰的母羊，肚羔的皮都卖好价钱。
德国买办在西街住了好几年，出手大方，收货也多。和西街一些买生（皮）卖生（皮）的二道贩子关系极好，相互依靠互相谋利。就这种察子皮，如果母羊怀胎天数不到，花色欠佳，英国买办低价收回以后，指教二道贩子使用鸡蛋清子抹过后，用牙签划出美丽的花纹，以二等顶一等赚德国人的钱。这个秘密后来传出来，大家技高一筹又有新发明：使用一种刨花油来抹察子皮，抹出的察子皮是油光发亮，还没有鸡蛋味，据说德国买办很喜欢。这种刨花油是一种木料的刨花皮用水泡出来的，当时这种刨花皮在杂货铺里就有卖的，是供妇女洗头发的。那几年，三道营的人鼓捣滑子皮、察子皮成了风，一些人也抓了些钱。
保障贩运靠镖局
在旧社会，跑长途贩运有句话这样说：“价钱高低不要紧，把钱拿回家来才是英雄好汉。”意思是说，任凭你有多么大的本事，卖了多少钱，连人带钱安全地回来才是万幸。旧社会兵荒马乱土匪成群，路上不顺利遇上土匪就倒了霉，失货丢钱事小，遇上伤人害命的事就麻烦了。所以，几百年以来，西街皮货作坊与潞安府的镖局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各家作坊的男丁爱武习武已成习惯，像府坡街陈家和记大车店就出过文武双状元，人称二把式的陈建勋，铜锅街东头李家出过武解元铁胳膊李二，营口街胶房院出过五品武官马骧，铜锅街有顺泰也出过武举马兰田。
大约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西街的作坊大户魁盛发雇佣了马记镖局送货去汉口，从晋城方向下太行山。马记镖局的大把式名叫马万生，祖籍陕西，看上去身材一般，相貌平常，可是力大无穷，自幼刻苦学习武艺，武功十分了得。
原在平遥的华北第一镖局
初时有下西街益盛院的皮货买卖做得是相当大。据说，每年腊月皮货售罄转回，货款都兑换成元宝，在地上要铺一脚地。有一年益盛院老掌柜到甘肃一带收羊皮，买卖顺利，雇了百十峰骆驼驮着生皮回家，走到陕西三边地方遇到土匪抢劫，对方对峙间，一个牵骆驼的人出来和土匪周旋几句，土匪就放益盛院老掌柜过去了。老掌柜十分感谢此人，谈话中知道对方叫马万生，是陕西回民同胞。其祖辈靠牵骆驼为业，为了防身健体从小学习武艺，走南闯北结识了各路江湖人士，虽然武艺高强但从来不做伤天害理之事。等马万生的骆驼队到了长治，益盛院老掌柜提出给马万生开一家镖行，专门为长治各皮坊护路看货，还让他带着几个喜欢拳术的青年人习武，同时在潞安城内外招收了几个有些武功的二把手，挂起了马记镖行的牌子。
这个马万生到底有多大的气力？据老人们讲，他能把墙脚的砖拔出。有一年秋天，益盛院走车往汉口发货，到半路遇到连阴雨，大车陷进路上的泥坑里，任凭赶车的甩着鞭子大呼小叫，马车在泥坑里就是拉不上来。押车的人过来和马万生说：“马师傅，请您下来帮助推下车吧。”马万生下车说：“你们把牲口卸了。”随后，他架起车辕，两腿一用力，那辆车轻轻地就被拉了上来。以后，马万生的名声就在长治城传诵开来。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以后，益盛院兄弟染上了烟瘾，且分了家，买卖也做塌了。西街魁盛发这几年却买卖做大，花钱盘下马万生的镖行来看家护院做保镖。马记镖行只要出镖护车，一律头戴白帽，车插绿旗，衣着打扮全部按回族风俗穿戴。
有一次，马万生带着十来个兄弟护着十几挂魁盛发的货车过了晋城，来到一个村庄，看天色已近黄昏，大家住下。这里地处晋豫两省交界，正是土匪出没之地，随着镖车过来的有魁盛发一个亲戚，叫“小眼和气”，跟着马万生刚会比画几下子，就觉得自己有了武功。安顿好车马住到一家店院，这个“小眼和气”到街头溜达，看见村里有几个练功的人在练场比武，他就想上去露一手，跳到人家练功的场地里连着来了几个鹞子翻身。练功夫的村人觉得他搅了兴趣，问他：“小师傅哪里人士？姓甚名谁？”他说：“我姓马是长治的，往河南送货。”村人说：“马师傅，你要真有几下子，敢不敢明早卯正时分来此一比高低？”这个“小眼和气”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本事，可嘴上不想认输，就答应下来。他回去和师傅马万生讲了这件事，马师傅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他道：“你这是闯乱子啊……唉！明天我去看看吧。”
第二天东方发白，“小眼和气”带路同马师傅来到村人练场的地方，已经有一群人在那里练功。场地中央和昨晚相比，地上多了一排排核桃粗细的地桩，约莫有百十来根。马万生一看就明白对方是叫他们踢地桩。这地桩有八九寸长，钉地下四五寸，地上留四五寸。如果脚上没有硬功夫，踢过一两根以后，脚就被木桩碰得轻者皮破流血，重者伤筋断骨。这边马万生和对方头领模样的人抱拳见面，并不多言，甩了上衣，马步一蹲，身子微微一颤，一条大辫子已经飞快地绕过脖颈，发尾正好到嘴边，他轻轻张嘴衔住。马万生先在场子上围绕地桩耍了几趟拳术。热身以后，刀架上拿起一根齐眉铁棍，练起几趟少林棍。两手抡起指东击西，上下翻滚，一只手抡起铁棍似纺花车一般密不透风，惊得在场的看客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是掌声四起。放下铁棒，马师傅甩掉鞋子，赤着双脚耍起花招。看似花招，实则铁脚扫地，一阵旋风过后，地上百十个木桩早被他踢出场外。借着兴劲儿，一个鹞子翻身跳起一丈有余，身体悬空带扭转，“啪”的一声响，面对人群贴到对面一堵墙上。这一招叫做贴墙挂画，是习武练功的轻功绝技，在武林行一般能做到贴墙挂画的人极少。这一招看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一阵阵掌声响过，马万生下墙穿衣，那些村人早已单腿点地跪在地上。一个头领模样的人说：“马师傅，您老真是武林高师，我们拜服。马师傅，只要我们在，您的镖车我们管接管送，只要见到您的绿旗，您在不在我们都保证您的镖车安全出境。”
就这一回，歪打正着，长治作坊的白帽镖车在晋豫两省打出了名声，一直到京汉铁路通车，从晋城下太行山的长治各作坊的货车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货丢款的事。
“用垂永久”石碑
商诉县府赢官司
在清真中寺及清真南寺，现存两通石碑，刻字内容相同，碑头题刻“用垂永久”，落款是“民国九年四月立”。
据老人们讲：清朝以来，长治回民收生皮卖熟皮，官家一直是把一年的税费按定额承包给税务承包商了事。这些税务承包商趁机会多征浮收：收来生皮要缴一次税，熟成皮货出境远销还要缴一次。皮货商人被收取两次税费，而其他各行业都是缴一次税。各作坊感到不合理，和当时清廷长治县知府交涉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新立讲究民主法治，社会上各种民间社团纷纷成立，长治回民也在太原回民的影响下成立了“山西回教俱进会”长治支部，并且动员各大作坊捐资请老师办学堂。像铜锅街东头小关帝庙的学校就是那时候成立的，另外有营口街马神庙和小北营三大寺也办过小学（马神庙和三大寺在日寇侵占长治时被毁）。
在这种民国新风吹拂下，各作坊主也接受了新的风气，有了新的思想。为了保护各作坊劳资两方的正当利益，民国八年秋天，长治回教俱进会就税务承包商重复收税一事，代表长治县（现在长治市）的皮货商人，同县府税局就“税局违章苛敛”重复征税一事，一纸诉状把长治县税局告到山西省大理院（法院）。详细叙说了熟制皮货的成本极大，开作坊劳资两方利润微薄；税务承包商多年来一直收取两次税费，更是加重了皮货行业的负担，要求政府详查则例条目，按法纠错。官司打了几月，惊动了当时山西省省长阎锡山。阎锡山亲自下令减轻皮货商负担，生皮收税，熟制好的皮条、皮裤在本地售卖减半收税，成货出境免缴税。县税局退赔“重征大洋四百四十六元九角三分二厘，制钱二十五千五百五十五文”。为了使得这个规矩永远垂用，皮行把诉案中政府判决文书刻制了两块内容相同的石碑，一块竖立在西大街府坡街口上，以便昭告世人，另一块置于清真南寺，永远保存。1941年，鬼子在西街铺设洋灰（水泥）马路，把府坡街口的那一块石碑推倒埋进土里。1998年，西大街拓宽马路，工人在清理土方的时候发现了这块石碑。当时，长治市搬运公司退休老工人陈二署老人看到碑文字迹与回族皮货有关，就组织家人陈哈路等做过大件搬运的回民群众，把它移到清真中寺保护起来。
泪洒九江因战乱
民国时期的旧中国，先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后有日本鬼子烧杀掠抢，搞得中国人民不能正常生活，回族群众经营的皮毛业一样深受其害。发生在1924年9月至11月间的中原地区军阀混战，严重影响了长治皮货到达汉口市场的正常时间，误了销售旺季，致使大批皮货滞销不出去，多家皮毛作坊纷纷倒闭。
听老人们讲：那年10月，各家的皮货都已经加工完毕，就等雇佣脚力车马起运上路。突然有河南来的老表说，河北、河南一带张作霖和吴佩孚两个军阀正在打仗，公路铁路都不通车了。这下可急坏了作坊主，于是纷纷派人下去打听。直到战事结束、社会平稳，天气已要转暖，皮货运到汉口，旺季已过，原来有合约的代销商号一概不接货；本地在汉口有店铺的像元顺坊等也是看人下菜，沾亲带故的推不开，像铜锅街的福源真、下西街的玉宝恒等等还走了点货，其他各家作坊的皮货都销不出去，就连多年在汉口信誉度很高的锦旭诚老字号，也在等待买主，而价格却一降再降。
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刻，又听传言江西九江一带价格较好，几家作坊又雇船搭车赶往九江。哪知九江的气温比汉口还高，皮货更是无人理睬。结果只能是赔钱甩货，泪洒九江。像通顺良的马氏兄弟，当时在长治西街也算个中等偏上户，这次也是血本无归，感觉无脸再回山西。听说有青海、甘肃的皮货作坊招收技术工人，只能放下架子到青海给人打工去了。到九江销货至今下落不明的有魁盛家族的人，据传在赶往九江的途中船漏进水，连人带货沉入江中。
当时有南头街的马某托人捎来的家书是这样写的：“儿等今春在汉口销货……去年不该春天去绛州，不该冬天下汉口。人瞧人，货堆山，汉口卖货不赚钱，逼的孩儿下九江……”这里“不该春天去绛州，不该冬天下汉口”还需要解释：原来，这年的春天，传说晋南绛州羊皮便宜有货，西街大小作坊主纷纷跑到绛州收羊皮。这绛州人也不傻，见长治收货的人来得多，就是压住羊皮不出手。眼看天气已经转暖，长治人羊皮还没有买到手，急得大家是你加一毛，我加两毛，都憋着一股劲儿要买，把绛州的羊皮价格炒得火热。结果这年在绛州进的羊皮价格已经比往年高了一至两成。到销货时节的秋季没有赶到汉口，冬天已过就要转暖才到市场，皮货滞销，遇到了大挫败。这个事件的后果是几家中小作坊主顶不住，纷纷倒闭，就像营口街的通顺良，北营街的公盛成、公盛元、公盛铭，下西街的德盛和、聚盛程。这些小作坊主流动资金本来不多，为了多做些货，使得面子上好些，每年的春季就向钱庄当铺高息贷款。如今买卖赔了，贷款还不了，只能宣告垮台。有的通过司法解决，写明几年还清；有的破产还债，有的沦落为皮毛工人。这件事当时在西街影响极大。
为争权益罢工起
西街三道营的老人曾经讲过一次臭皮匠闹罢工的事情，这件事在长治工人运动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当时在长治能开作坊大做大卖的人家，每年下汉口跑京津的在西街回民中间所占的比例很小，也就二三十家，只占长治回民的百分之五左右。能够自给自足的占百分之三十多，其余百分之六十多的回民群众是靠给作坊主打工生活的。特别是民国初，皮行业的经营主要掌握在几家大作坊主手里，这些作坊主疯狂剥削皮毛工人的剩余价值，致使作坊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大，而广大的技术工人却越来越穷，甚至于家无隔夜粮，衣破不裹体。就是在忙月（熟皮旺季是4月至9月），工人劳作一天赚一天的钱，一个大工通皮、洗皮、铲皮，只给制钱七十文，裁皮货每件给工钱二百四十文，妇女缝一件皮货的工资是六十文。这点钱在当时还不够一家人的几张嘴吃喝，根本没有结余。每到闲月（皮货成货后10月至来年3月）的时候，工人就没有收入，只能靠给人调煤、卖甜水，给人家担烧土勉强度日。找不到活儿做的就带领家人去乞讨。
不公道就有反抗。
在这种情形下，皮货工人于1918年的夏天举行了一次罢工。据有关资料记载：按照皮毛业多年的老规矩，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和八月十六，是皮行作坊主犒劳皮匠工人的日子，各作坊在这之前要准备好全羊大席，到这天慰劳工人。办全羊席的费用较高，一些比较抠门的中小作坊想省些钱，提前就和工人中的大师傅放风说：“今年咱家吃熬羊羔吧，又香又嫩的，炖肉烩菜也好吃。”总之是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当时工人的工资已经非常低，在炎热的夏天做几个月皮货才犒劳这一两顿饭。平日里虽然早上、中午管两顿饭，几乎天天是小米焖饭豆面片子汤，菜萝卜黄菜，勉强喂个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营养。工人们每年就盼着六月初六和八月十六这两顿好饭。另外，每年的六月初六长治北关都有庙会。1918年的六月六这天，周天章掌握下的长治商会要在北关庙会看戏的时候召集皮货行开会，商定本年度根据市场物价的变化，皮货应该定个什么价格，每件货的税费该出多少等等。这天，工人们在吃过犒劳饭以后，也来赶会戏，戏罢后自发地来到城北关一个叫“卧龙岗”的地方（现在北关桥）开会，商议要求作坊主增加工资的事情。当时工人们编了顺口溜，“六月皮匠赛霸王，开会议事在卧龙岗。”会议选出代表，次日邀作坊主召开增加工资的会议。工人代表和作坊主进行了说理斗争，提出如果作坊主不答应增加工资，工人们立即全体罢工。罢工第四天的六月初十，作坊主迫于工人的声威，答应了工人的要求：通皮、洗皮、铲皮，由制钱七十文增加到一角五分，裁货由每件给工钱二百四十文增加到三角六分，妇女缝一件皮货的工资由六十文增加到一角二分，其他打杂工人的工资也相应得到提高。这在长治市开创了工人运动斗争胜利的先例。这样，工人们的生活才稍有改善，暂时维持了十多年。
但是，作坊主继续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工人的生活费用逐渐提高，没有几年，工人的工资还是赶不上当时的生活需要。到1929年，工人们二次提出要作坊主增加工资，否则就罢工撂挑子。结果又获得了胜利：通皮、铲皮提高到两角，洗皮提高到三角，裁货一件提高到四角五分，妇女缭货提高到一件两角。就这样工人的工资一直维持到解放前。
皮革辉煌成记忆
1945年10月8日长治解放，政府公布了新的工商业政策，并积极扶持被日伪破坏而停产多年的皮毛业恢复生产，皮毛业开始复生。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工具不全，经营者只能买生卖生，制成二毛皮衣出售者很少。到1946年，政府号召组织互助运动，一些皮货工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积极组织成立皮毛生产合作社。据营口街陈春生老人回忆，“开始有党员干部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合作社，因为缺乏资金，一开始开展不起来。后来，大家各显神通，会理发的开理发店，会裁衣服的开裁缝店，会收皮张的去收羊皮买生卖生。长治地区是著名的潞麻产区，潞麻产量大，价格浮动快，有了点资金就收麻皮。家里都分了土地，剩下的人到互助组种地。人们还嬉笑我们是人皮（指衣服组）、头皮（指理发）、地皮（指种地）、麻皮、羊皮，说我们是五皮组。”
当时长治市政府的机关报《长市导报》上，隔三岔五就刊登有驻西街工作组孟福昌等同志撰写的有关西街皮毛业发展的消息，现摘录几段如下（文中币值是冀南银行票）：
自从纠正强迫组织生产，随群众自由发展以后，清真街皮毛业生产和过去面貌完全不同了。马二雪贷款十五万，连自己的共二十来万元，砸破烂砖头，卖给硝坊，换成硝盐，出乡以盐换皮，从二月到现在，粗算了一下账，除买了米和玉茭共四石四以外，赚钱三十三万，还有羊两只和杂皮四十张。自己在庆丰皮行做工外，回去捎带给自己熟皮。陈马则去年冬到今年正月，不自愿地参加小组生产，赔了八万元。散了组三个人自由合伙，现在就熟有白皮六百张。马原孩在小组内生产，连眼还不睁，不起劲，把四万元本钱也弄光了。自己出了组以后，贷了四万元，当天不睡就跑出去，做了两次买卖羊毛的生意，五六天时间，就赚了八万元。贫民皮毛合作社，除里工以外，每天叫十几个外工，计划下缸七千张皮，到八月要下到一万两千张。
下西街小北营程二羊，原有资本二万，和马迷虫二人合伙买生卖熟（就是羊皮做成皮袄），去年一冬天赚了三百张羊皮。
南头街马恩庆的皮毛小组，是在前年七月间，由他和马招保、马根垒、马保全、马善仁、赵大虎等六个人组织起来的，当时资本六万元。搞到今年四月间，所有货约值四百万元，到九月前半月，有白羊皮一千三百张，黑羊皮（熟）四百张，羔皮一千张，二毛皮袄二十件，小毛皮袄十一件，卖毛存钱八十一万四千元，共合一千四百五十四万余元。经过纠偏与补偿后，他组同人更敢发展生产了。现在他们说：发展上一二年，就赶上贫民皮毛合作社啦。
据《长治工业》的统计：“到1948年，全市共发展皮毛小组七十九个，合作社七个。合作社共有股东二千五百七十户，资金二千零三十六万元，经常贷款四百七十余万元（冀南票），雇佣工人五十四人，经营人员二百人，共熟皮七万零六百张。产值两亿元以上。”
同一时间里，长治县东和镇的回民也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由军烈属家庭组成一个以烈属丁东林为主任的长治县第三区东和镇军属皮毛业生产合作社。几年以后，该社发展壮大了起来并划归长治县手工业联合社管理，厂址迁至韩店镇，以后发展到二百多工人，除生产皮大衣等传统皮毛产品外，又增加了皮钱夹、地毯等出口产品，给国家赚来大量外汇。
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长治市皮革行各厂家大联合留影
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西大街的清真街、新华街、南头街、铜锅街、小北营的回民皮货工人组织皮毛合作社，地址在下西街路北马绍棠老先生院子里，组长是水口街的马会年。以后，这个合作社又把其他几个合作小组合并到一起，扩大了业务量。又因工作场地狭小，后移到金盛和后院，这里房子多地方大，是生产做活的好地方。该合作社的管理部门在上西街路北双胜李附近，组长马过门。做了几年，国家对皮革业实行统购统销，皮张划归生产资料部门统一收购，同时把皮革加工规划到这个厂里。这个厂人员增加，业务不断扩大，政府给批了地皮，在南头街南阁外路西的低洼地盖了新式厂房及办工区，全称“长治市国营毛皮厂”，划归市轻工局领导，支部书记是马腊元。新厂接受新式熟皮方法，采用部分化学原料熟皮，增加机械加工皮张，产量大大提高。除生产传统的二毛皮袍、皮裤外，利用边角料生产了熊猫图案和满地金砖的皮褥子；派出以陈春生为领导的技术骨干到外地取经学习兔皮加工染色技术，加工了大量的兔皮外衣、大衣，在山西省轻工业及手工业新产品展博会上获得大奖，并且和外贸部门签订出口合同，给国家赚取大量外汇。
1962年，长治市国营毛皮厂部分人员回归手工业管理局属下的“长治市建华皮革厂”，马火连任支部书记，南街程垒则担任厂长。建华皮革厂除生产传统产品外，有一个以壶关黄野池回民工人为主的黑皮生产小组，以生产车马辕具为主。壶关回族人，做出的垫脖、后鞧等黑皮制品结实耐用，多年来深受上党（长治）地区农民的欢迎。但是，由于信息不畅和物流落后，大量的产品却压在库房销不出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支部书记马火连亲自下乡进村走访，组织了一个以厂长程垒则带队的支农服务小组，带着产品、配件、工具、皮张等等，以坚持为农业第一线服务的宗旨，走村下乡，深入到窝铺山庄、牲口马棚，及时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修理、供应牲口马匹使用的垫脖、后鞧、搭腰、稍元套等等。这个服务小组不管刮风下雨、道路泥泞，还是烈日当空、严寒刺骨，背上几十斤的材料、工具和产品，一村一队地上门服务。如到崔漳村、湛头村等生产队时，该队有几张未熟成的生皮，生产队为了节省开支想利用这些皮子做些垫脖等车马辕具，服务小组就地取材：没有泡皮的大缸，就利用村里的麻池；没有炒皮的铁锅，就用旧油桶代替……这样就把生产队的废旧皮张利用了，共做成垫脖、稍元等辕具四十四件，给生产队节省开支一百二十余元。生产队队长王贾女说：“皮匠下乡队员赞，随队要求把活干，支援三秋想办法，利用废旧节省钱。”也因此该服务队多年被评为山西省手工业系统的模范单位，还到北京民族文化馆进行展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需要，随着各种高科技新产品的产生而改变着，这样就冲击了一部分传统产品的市场地位，也给具有几百年传统市场的长治皮货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传统的老式产品销路受阻，新产品虽然红火一时（像建华皮革厂的塑料旅行皮箱），可是因为不能及时更新换代追赶市场而名落孙山、一蹶不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治市国营毛皮厂和建华皮革厂都迁移到城西黑水河东岸，两家都使用化学品熟皮。排出的废水里有大量的化学成分，有害物质进入黑水河，把原本清澈的黑水河弄成了真正的黑水河，给附近的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皮革行业成了政府必须叫停的企业。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新式布料保温效果更好，像轻便的羽绒服、太空棉等等，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始的皮毛货，皮毛货的销售一路走低。
1958年长治市皮毛合作社的一个车间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子县皮革厂以生产山羊皮服装革、鞋面革、票夹革、手套革，各式男女皮衣、皮裤、皮裙、皮马甲、皮夹克、皮手套，还有出口皮票夹、手挽包、刷子包、钥匙包等一百五十余种皮货型号，出口产品二十余年，产品行销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丹麦、瑞典、芬兰以及香港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笔者在西街调查，现在个体经营皮毛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来国营毛皮厂的退休老技工小北营街公盛元的程三和，一个是有祖传工艺的营口街福盛祥的陈金全。程三和到2014年也不再熟皮，陈金全到2015年夏天还泡了几张存皮。我打劝他说：“你的孩子有你言传身教，已经学会大部分熟皮过程，就应该让他把这门技术全盘掌握。我们还能向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能得到政府的帮助，把长治回民经营了几百年的这门技术传承下去。”陈师傅答应了，要我和他一起跑跑。
文章来源：长治学院学报 网址: http://czxyx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27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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